誰知村長吳建國根本不是擔心這個，他苦笑道：“哪有誰競爭啊，大家巴不得都不去呢。”
別的地方的老師可能是個輕鬆活，不用下地幹活，也不用割豬草、清理豬圈什麼的，不費什麼力氣，斯斯文文的，工分照拿。知青所里又不缺高中畢業的知青，這活指定是塊香饃饃。
但他們村是個例外。
村長嘆了口氣道：“咱們這個村，還有隔壁的下陽村，十里八鄉的窮村，三面環山，種不上水稻麥子啥的。這兩年還好一些了，前兩年，真是連飯都吃不上了，誰還有那工夫把半個勞動力送學校啊。”
“這七八歲的女娃可以在家看弟弟妹妹，還能洗衣做飯，八九歲的男娃已經可以割豬草了，幹得好的都養的活自己了。”
“以前啊，向陽小學的周清蘭周老師還在的時候，她不僅不收學費，還把她自己的工分，父母給的補貼都貼進了學校，給孩子們買鉛筆和書本。但就這樣，村裡人還是不願意把娃送過去。後來，她就一家家地去敲門，求爺爺告奶奶的，苦口婆心地勸村裡的人把娃送學校去。”
村長吳建國也算村裡少有的文化人，好歹在鎮上讀到初中輟學的，他能不知道讀書的好處？可村裡實在是窮啊！人都養不起了，還怎麼讀書？
村長回憶道：“周老師那姑娘，如果還活着，也不過才28歲。她是65年下鄉來我們這裡的，那會兒，她也跟你差不多年紀，又是趕上村裡最窮的時候。說句不誇張的話，就是耗子都不敢來我們村。但周老師不嫌苦、不嫌累，啥臟活累活都搶着干，頭兩年，連續被評為優秀個人。”
“後來呢？”
“後來啊，我就問她能不能去向陽小學做老師啊？我們的村子實在太窮了，可我們也不能一直這麼窮下去啊！我們的孩子沒有文化、沒有知識，那就只能一代代、祖祖輩輩生活在這大山裡，看天吃飯，哪還有什麼希望。”吳建國抽出了別在腰間的煙竿，沒有煙絲，就着一些乾草葉，也抽得滋滋的，他心中苦悶。
才四五十歲的年紀，已經愁得他生了不少白髮。
如果當年，他沒有這提議，興許周清蘭那倔姑娘壓根不會踏上那條路。
她在向陽小學一干就是八年，期間受了多少委屈，他怎麼會不知道。雖然他已經竭盡全力幫着她了，可他又幫的了多少？村裡實在沒錢。
他好不容易為學校爭取到點經費，給學校添了幾套半舊不新的桌椅。一轉身，學校就讓村民們給圍堵上了，桌椅也被扛回了家自用。還口口聲聲，這是村裡的錢買的，那就有他們的份！
“她原本是有機會回城的，1970年那年，整個青市鬧飢荒，黑山縣的人都勒緊了褲腰帶，到了我們上陽村，那是草根都拔出來吃了，誰還想着送孩子去學校？也是那一年，南市那邊傳來消息說，父母給她找了關係，她可以返城了。”
“她為什麼沒走？”
“張校長死了。向陽小學的張校長終是積勞成疾，沒挨過那年冬天。張校長死後不久，學校僅存的高老師託了關係離開了我們村。要是周老師再一走，學校就沒老師了。”
“那天，周老師都坐上了牛車，最後還是在孩子們一雙雙淚目中跑了回來。”村長噗嗤噗嗤地抽着旱煙。白霧裊裊里，隱約看見他眉間的川字紋越發深刻了。
“她這一待，又是五年。這期間，她和村民們搶孩子，誰家說需要孩子干農活，上不了學，她就放學後替村民家幹活，把孩子的活都幹了，保證第二天孩子能來上學。她阻止村民們給家裡十五六歲的女娃定親，極力勸說她們繼續去鎮上讀初中、高中。有的人家都收了彩禮了，彩禮拿來給自家的男丁換了自行車，用也用了，退也退不了了，周老師就自個攢錢替她退彩禮，也要把那女娃留下。就這樣，惹得村裡的對她意見很大。”
“周老師才28啊，就得了那種病，那是活活累出來的毛病。是我們村對不住她，是我這個村長無能。”村長難得在一個小輩面前袒露心聲，可能是這女孩有着和周老師一樣的執拗。
他一直都覺得愧對周老師，當初要不是他提議周清蘭做向陽小學的老師，也不會害得她年紀輕輕人就沒了。臨到死，還是他帶着那些學生，親手挖坑，將她下葬的，就埋在學校後面的小山上。
如今，這女娃提出要去學校任教，興許是不知道他們村的特殊情況，他不能讓她重蹈周老師的覆轍。
雖然他迫切地希望改變村子里的現狀，但也不能害了人家女娃。
別的村，他不知道什麼情況，但在他上陽村，還有隔壁的下陽村，村子貧窮，村民思想落後，根本不明白讀書的重要性，只顧着眼前的既得利益，壓根不支持他們開辦學校。更別提將孩子送進學校，使得家裡少了勞動力。
“聽叔的話，叔給你安排其他工作，能吃飽飯就行。”